推文作者简介

张学岩,《创新创业经济学》选课学生、北京大学工学院工程管理2021级硕士生

文章简介

本推文通过对Simon Chang和Xiaobo Zhang于2015年发表的一篇实证研究的简介,介绍了婚配竞争是否是创业的主要动机。作者巧妙地选用了台湾省在上个世纪中叶的一项自然实验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参考资料:Simon Chang, Xiaobo Zhang .2015.“Mating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16 (2015) 292–309. DOI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15.05.004

成为企业家有助于我们找到理想结婚对象吗?

一、引言

找对象是现代年轻人几乎无法回避的话题。特别是每到中国的传统佳节(例如春节、国庆),当我们与关心自己的亲人朋友相聚时,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处对象的小伙伴总是面临着亲朋好友的灵魂之问:“什么时间把女(男)朋友带回来啊?”“什么时间结婚啊?”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沿海或者大城市打拼的小伙伴的平均结婚年龄越来越晚。但我们是否想过,每年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除了靠缘分、婚配网站,是否能通过其他什么途径提高自己在婚配市场的竞争力?

在日新月异的巨变时代,大家的一个直觉可能是:企业家,特别是成功的企业家,应该是在婚配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的。但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在婚姻市场真的具有绝对的竞争力吗?我们怎样去验证我们的这种直觉或者说假设呢?

Simon Chang 和Xiaobo Zhang在201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便研究了该问题。作者通过台湾在上个世纪中叶进行的一项自然实验来验证婚配竞争是否是创业的主要动机。国民党在中国内地被击败后,1949年有超过50万的士兵撤退到台湾;直到1959年禁婚令解除,士兵们才被允许结婚。政策的改变,让当地男性在婚配市场面临剧烈的竞争压力,这激发了当地男性的动物精神从事创业活动。实证结果表明,由于取消禁婚令而暴露在高性别比之下的当地男性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

二、简介

这篇文献主要是想讨论婚配竞争是否是激发企业家精神的重要驱动力。文章提到,在当代工业社会的婚姻市场,女性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男性的收入水平是诸多重要的综合考量因素之一。意识到财富在婚配竞争中是一个关键变量,所以男性有动力增加财富,而成为企业家是男性积累财富的一种形式。

逻辑与假设:社会生物学文献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在婚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年轻男性更有可能冒险。婚配竞争激发了人的动物精神或者冒险精神,让人更可能成为企业家。

挑战一:只要男女相配,即使适婚年龄的男女人数相同,也会有同性婚配的竞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使用性别比来衡量婚配竞争的程度,并评估其经济影响。当然,如果能通过人为设定制造不同程度的婚姻竞争并使用随机对照实验,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我们的假设,但很显然,在婚姻中我们不可能进行随机对照试验,因而次优的选择是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自然实验以验证假设。

挑战二:作者最后选择了国民党战败后退守台湾这样一个特殊自然实验来验证研究假设。但台湾的数据也面临另外一个挑战,除了婚配竞争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企业家精神的兴起可能更多是由于随迁男性士兵大量涌入导致劳动力市场竞争加剧而推动的。作者在文中也提供了解决方案,在文献的主要分析中,作者将大陆移民排除在样本之外,主要关注性别比对当地人婚配竞争的影响。

文献最后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发现,创业活动的时间趋势更多地是随着婚姻禁令的实施和解除时间而变化,而不是随着士兵的退伍而变化,这表明创业的兴起主要是由婚配竞争而非劳动力市场推动的竞赛。

三、历史背景和数据

3.1 时间轴

图表1:文献时间轴示意图

数据来源说明:本推文中的数据均来自于文献

时间窗口:在1959年8月,除了25岁以下的男性士兵、20岁以下的女性士兵以及所有服役不到3年的士兵之外,对大多数士兵的婚姻禁令都放宽了。这一调整基本上使MMO(the Military Marriage Ordinance,军人婚姻条例)对大多数人没有了约束力。到1959年,大部分大陆士兵已经超过25岁,要么服役三年以上。这意味着他们在抵达台湾大约10年后最终结婚。

3.2 历史背景

在中国大陆,二战刚结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至1949年之间发生了内战。前者被击败并撤退到台湾,包括士兵和平民在内的众多随迁者。各种研究表明,内战迁移到台湾的人数在60-125万之间,而台湾当地人口只有 600万((Barclay, 1954; Jacoby, 1967; Ho,1978; Chen and Yeh, 1982; Liu, 1986; Lin, 2002)。在移民中,士兵人数估计已超过50万,他们大多是20岁出头的单身男性。因此,移民的构成高度男性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Francis (2011)指出,在移民中,男性与女性的比例约为4比1,这导致台湾适婚年龄人群中的性别比在短时间内显著上升。

1969年以前,现役军人人数被视为机密,不予民事登记。这造成当时有记录的原始性别比被低估,因为1960年之前的数据排除了移民士兵。文献对真实男性人口进行了补全,如下图阴影标识部分所示,括号里的数字是被忽略士兵数量的占比。

3.3 有效性别比及其印证

图表2:估算真实男性数量

数据来源:文献Table 1

图表3:有效性别比

数据来源:文献Fig 2

如上图所示,20‑29岁组性别比最低,因为1959年解禁婚令后,大部分来自大陆移民已经超过30岁,故该组主要由当地人口组成。30‑4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例失衡尤其严重,年龄组呈现钟形曲线,在1959年达到峰值(性别比超过1.4),之后,随着士兵的加入而下降,并被重新归入 40‑49岁的年龄组。因此,40‑49 岁的性别比例持续上升。。

图表4:性别比例和婚姻结果

数据来源:文献Fig 3

如上图所示,此处文献对比了15-49岁年龄组有效性别比和女性结婚率。台湾性别比上升,在 1950 年代后期达到顶峰,并在十多年内保持稳定。在巅峰时期,比例高达1.18,这意味着每5个适婚女性中就有大约6个男性竞争。性别比例从1970年开始稳步下降,但直到1980年代才达到正常水平,整个移民群体都超过了60岁。该图也能发现,在更高性别比的推动下,,女性结婚率也稳步上升。

如图表5所示,由于婚姻市场上男性士兵的大量积压,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从1955年的22.3岁提高到1970年的27.3岁,而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只提高了一年。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男女婚龄差距不断扩大,在1970年达到峰值(5.3岁)。婚龄差距的扩大反映了男性寻找伴侣竞争的加剧。

图表5:男女婚龄差距

数据来源:文献Fig 4

3.4 创业的定义

在定义企业家的时候,主要运用了两个数据来源:人口普查数据和台湾中老年健康生活状况调查。其中人口普查数据的主要的缺点是把创业失败的人视为非企业家,低估了创业程度;而台湾中老年健康生活状况调查的数据没有区别企业主和非农就业,高估了创业的普遍性。作者特别说明,研究中同时使用了狭义和广义定义的数据,其中一个优点在于可以分别提供估计的下限和上限。

四、企业家精神是婚姻市场的理想特质

4.1 企业家更富有吗?

如图6和图7所示,不管是平均收入还是中位数,大部分时候雇主和个体户收入都好于雇员。

图表6:企业家收入平均值

数据来源:文献Fig 1

图表7:企业家收入中位数

数据来源:文献Fig 1

4.2婚姻结果

图表8:企业家和雇员婚姻结果

数据来源:文献Table 3

如图表8所示,整体上说,台湾本地男性结婚率高于移民男性,台湾男人结婚几率从0.66提高到0.89,而移民企业家结婚率只有0.79。有意思的是移民变成企业家后,结婚率提高幅度高于本土男性变成企业家后结婚率的提高幅度

另外,同等学历下,男性创业者结婚的可能性比非创业者高。受教育程度低的男性企业家,尤其是台湾男性,结婚率显著高于非企业家。

五、结论

文献第四部分从统计学的角度给出了统计证据,进一步验证了文献提出的假设。文献最后,作者给出了结论:

从达尔文理论的角度来看,繁衍斗争对任何物种都至关重要,包括人类(达尔文,1871年)。找不到伴侣对很多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不愉快的结果,其同时意味着一个人不能传递自己的基因。而因为财富是人类婚姻市场中一个重要的彰显地位的指标,当婚配竞争有利于女性时,男性往往会加大追求财富的力度。因为成为一名企业家可能获得财富较为容易的方式,所以文章假设高性别比会刺激男性的动物精神,并促使他们进行创业,尽管创业本身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源于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这一历史事件,无意间形成了这样一场自然实验,为文献作者提供了检验假设的绝佳数据来源。使用不同的数据集,作者得出了相同的结果:暴露在高性别比环境下的台湾本地男性,后来表现出更高的创业比例。

文献也表明,人类经济行为的某些方面可能具有Cox (2007)和Frank (2011) 所倡导的生物学根源。将生物学观点与经济分析相结合,可以对人类经济行为(例如企业家精神)提供新的见解。 Keynes (1936)认为“动物精神”——在不确定性下自发地采取行动的冲动——是创业的关键驱动力。然而,凯恩斯没有具体说明动物精神的来源。我们的论文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婚配竞争可能与作为创业要素的“动物精神”有关。

最后,文献可能也给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灵魂拷问”给出启示。而在现在的一线城市,我们好像面临着女性多于男性的性别比,特别是当聚焦于受过硕士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性别比时,这可能给我们留下了合适的研究课题。如:Ong, D., Yang, Y. A., & Zhang, J. (2020). Hard to get: The scarcity of women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high-income men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4, 102434.